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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精舍之巨观
2019-09-18 09:34:54??来源:武夷微发布  责任编辑:王俊杰  

2019年这个寻常夏季的下午,天游峰竹林里,微风黏着草木的清香,从惊人的青葱翠绿中穿梭而来,让我久浸浊世的尘心冒出一丝隐居在此的念想。而走近武夷精舍,看到四面绝壁的隐屏峰时,我的内心十分震撼和迷惑,朱熹为何选择在峻岭绝壁下修建书院呢?忽然,脑中跳出林则徐的名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嗯,伟人的想法总是惊人的一致!


穿过“武夷精舍”石牌坊往里走,眼前出现一座同期修建的仿古木构建筑。它是在武夷精舍遗址上重建的朱熹纪念馆。难得的是,里面有一特殊展品是光绪年间的武夷精舍土墙,墙上保留原样木窗。


游客们贴着玻璃墙认真地看着里面土墙,希翼着它能亲口道出自己的悠久历史,但一面土墙所包含的信息毕竟有限。我好奇地目测土墙的高度、厚度、材质,欲探知当年该书院建筑造价多少。谁建造的?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欲知武夷精舍造价,先说它的第一个建造者朱熹。朱熹十九岁正月娶妻,四月金榜题名。人生三大喜,他同年占了两样,可谓青春得意,紧接着十二月在武夷山五夫里第一次收徒授课。二十四岁时,朱熹步入仕途,不依附权贵,清正有为。


宋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使、浙东巡抚,不畏强权,六次弹劾贪官台州知府唐仲友,因此得罪了王淮而被污蔑和排斥,不得不辞官归故里武夷山。那时退职官员常主管观事,以领取一半薪水。朱熹和陆游、辛弃疾是好友,都先后主管过武夷山冲祐观。朱熹在主管冲祐观时便亲自筹划营建武夷精舍。精舍内有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和铁笛亭等建筑,成为武夷山享誉盛名的一大建筑,人称“武夷之巨观”。这也是他在国内创办的多所书院中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所。


武夷精舍建成后,朱熹写信告知陆游。陆游寄来贺诗四首《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其中一首是:


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


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僊。


当时陆游因被赵汝愚弹劾而辞官赋闲在家已五年,得知武夷精舍建成,十分高兴,却写这首诗戏虐调侃朱熹住在远离尘世的地方,叫他不要去采灵芝吓人,恐怕人家以为他神仙下凡。貌似是句玩笑话,其实弦外之音是赞美朱熹隐居做学问的行为,因为“绝编”的出处是韦编三绝,讲的是孔子为读《易》而多次翻断了牛皮带子的简。后人就用“韦编三绝”即绝编、绝学来形容一个人读书刻苦勤奋,也是博学的意思。


陆游在这首诗里用此典故还有另一层含义,朱熹在武夷山撰写了一本巨著《四书章句集注》,算是隔代传承孔子衣钵。陆游因此赞美朱熹的行为可谓是神仙,也是陆游所不能及的。当时朱熹也担心陆游因支持韩侂胄抗金而关系太近会晚节不保。


庆元元年(1195年),宋宁宗即位后,赵汝愚推荐朱熹为宋宁宗侍讲,却因韩侂胄挑拨离间而罢免。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时,好友辛弃疾来拜访他,称赞他是:“山中有客帝王师”。正因为是帝王师,随时一句话可动摇帝王的决定。韩侂胄为打击政敌赵汝愚,独揽执政大权,便指使同党沈继祖攻击朱熹的道学是伪道学,致七十岁的朱熹含冤抱恨而终。


朱熹去世后,辛弃疾不顾身家性命安危,亲自来武夷山吊祭,并撰祭文:“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陆游也不顾韩侂胄的警告,写了一篇悲痛欲绝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陆游恨不得掏心掏肺地捐躯来换回朱熹的生命,说两人因道路阻隔无法见面,但在陆游心中,朱熹是死而未亡。


今日我在武夷精舍牌坊下,回想陆游、辛弃疾为朱熹写的祭文,内心异常悲痛沉重,也感佩于陆游、辛弃疾与朱熹之间惺惺相惜的深厚友情。尤其陆游和朱熹虽政见立场不同,却也求同存异。这样的友情是弥足珍贵,可遇而不可求。所幸,三位好友总算在文学史上殊途同归,都成为千古流芳的文化名家。


当年在武夷精舍就学的许多学生都成为著名学者如蔡元定、刘爚、黄幹、詹体仁、李闳祖、叶味道等。南宋开禧年间,受到朱熹思想影响的多位理学家的理学著作在金国统治的汴京引起一流文人学者的重视,且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得到重视和传播。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下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哲学,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


武夷精舍也得以扩建,改名为“紫阳书院”,由官府拨给公田以供养学者。元朝到清朝,武夷精舍经过多次修缮或重建。最后一次修建是光绪年间,乡绅朱敬熙重修,立门匾“文公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192疗养院进驻。文化大革命中,正堂被拆除建疗养院会议礼堂。遗址仅存两庑部分砖地与土墙。2003年,武夷山政府重建“武夷精舍”。


今天再对当年的武夷精舍建筑进行估价,便是无价。时隔八百年,“武夷之巨观”虽建筑规模缩小了,依旧是武夷之巨观。此“巨”非建筑之巨,乃思想、思想家、教育家之巨。朱熹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不仅给予了中国思想界以极大的影响力,且是日本朱子学得以形成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时至今日,朱熹理学的精神内核依旧在爆发能量,影响之巨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因此,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武夷精舍成为理学的圣地,但凡崇拜朱熹的人都会争取一生至少来武夷精舍朝圣一次。其实这也不仅是对朱熹和理学的一种认可,也表达了对这位思想家、教育家、正直官员的一种崇敬之情。


因此,古往今来四方朝圣者络绎不绝,武夷山的优美风景也因朱熹而名扬天下。但是,在思想家的光芒下,朱熹的教育家身份更应该被重视,尤其在21世纪的当下,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如何保证优秀的文化学者和作家进入教育系统,应列入国家教育大计中。教育的作用也是武夷精舍之巨观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朱熹并非为教育而教育。他对教育的理解,在《四书集注》的序中写得分明:“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宋代八岁入小学,比今天的六岁上小学要晚两年,而且主要是教礼节。这一点,我深以为然,小学教育当如此更符合儿童天性又是基础教育之重点。对于如何教学,朱熹又说:“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意思是要因材施教。


但朱熹不无遗憾地说:“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周朝末年因教化不够,百姓道德堕落。朱熹因此觉得当老师比当官更重要。作为帝王师,朱熹有许多精深思想希望为学生皇帝宋宁宗所接受。可惜,愚蠢的宋宁宗只喜欢听甜言蜜语,而且如朱熹所言“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其实历代不少学子都被教之死记硬背文句,即使上到大学也没有形成个人思想。还有一些惑世诬民、假仁假义者学知识不是为了修身养性,而是为了知识改变命运即追名逐利。


宋宁宗不肯接受朱熹思想,除了自身能力平庸外,正是被很多没有思想的俗儒包围,才听信了韩侂胄的污蔑而辞掉了帝王师朱熹。这就成为南宋悲剧后果之一。朱熹因此心痛不已,立志当一个教育家,挽救中国学子。从《四书集注》之序已足见朱熹思想之深刻。


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一直在打群架。朱熹把渊博的学识与卓越的哲学智慧巧妙地结合起来,是继杨时、游酢之后,集两程理学之大成者。理学促使儒释道三教握手言和,打破了先秦诸子的思想禁区和汉唐以来的大一统桎梏,从南宋末年开始成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系统。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下圣旨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熹注解为官方解释。从此,《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朝至清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直至1905年废科举、兴办现代学校为止。


朱熹生前为了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被播种出去,不仅出去讲学,还成为书院办学的热衷者。他为自己的学院订立的校训是“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的理学思想顺着书院文化的兴盛,宛若长江黄河,纵横流经祖国大江南北。


当我在武夷精舍周围游览时,情不自禁地感叹自然造化之神奇。从天游峰往隐屏峰,一路奇石、溪流、松竹构成的天然幽雅读书环境,是国内其它书院所不具备的。置身其中只想问道而忘肉味,难怪朱熹大师在此著述、讲学。


但武夷山的第一所书院不是武夷精舍,而是建于北宋政和五年(1116年)的叔圭精舍。在我国,一个地方书院的数量多寡、规模大小及影响远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地方历史文化地位的高低。由于武夷山是理学名山,书院文化氛围浓厚,此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择地筑室、读书讲学、继志传道,使得武夷山“书院文化”繁荣昌盛,曾有:屏山书院、兴贤书院、崇贤书院、双仁书院、寒岩书院、阳明书院·甘泉精舍、南山书堂、洪源书堂、幼溪草庐、留云书屋、胡文定祠、水云寮、仰高堂、九峰祠。


蔡尚思诗赞“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书院栽培了大量学生,使武夷山在南宋时期成为祖国东南的一座文化名山,后人称之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孟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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